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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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越共党旗
越南共产党党旗
日期1986年12月15日至18日（为时四日）
地点河内
参与者1129位代表（包括越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结果选出越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确立革新开放政策

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越南语：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lần thứ VI／大會代表全國黨共產越南𠞺次𦒹，简称越共六大）于1986年12月15日至18日在越南河内召开。与会代表1129人代表着越南全国约190万名越共党员。此后越共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1]。越共六大的准备工作自第五届十中全会（为时19天）召开时开始。十中全会以后，地方、省市党部开始遴选六大代表。

大会引入名为革新开放的经济改革，并选出新一届越共领袖。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长征没有连任，而由阮文灵接任其职务。及后的越共六届一中全会则选出越共第六届政治局、第六届书记处和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大会新设越共中央顾问一职，并选出几位在大会举行后退休的高官充任此职。六大强调，社会主义生产模式需要巩固。

背景

越共第五届八中全会和改革

在1984年举行的越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七次全体会议，以及在1985年6月举行的第八次全体会议都要求越南共产党对它的组织、干部和效率进行表现评估[2]。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表示当时越共“机制流于繁琐、沉重；由于干部职责不明确、职能分配欠佳，故此党内办事效率甚低”[3]。越共中央领导干部、大型组织和国家的业务职责混淆不清，而高层党员和基层党员的业务职责也是混淆不清，这现象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4]。当时越共党内存在着一种悲观的集体心态，这从党员贪污、僵化和不诚实的行为中可以反映出来[4]。越共曾试图透过三项措施去纠正这种流弊：一、令党政干部注意到技术上的经济、管理责任，二、组织干部，并让他们接受和经济、政治相关的特别训练，以使他们懂得怎样去管理一个日趋复杂的经济体，三、策划一次影响党内权力平衡的变革[4]。黎德寿在一篇《人民报》社论中强调当局有需要突破政治口号的制约，并就提升中央机关干部的管理技能水平一事规劝当局[4]；他希望当时执行经济政策的越共能够改变它在经济体系的角色，使之成为经济体系的总监者[4]。当年的越共中央领袖遇到以下的难题：大部分党政干部都在20至30年前接受教育，党内又缺乏年轻干部[4]。因此这些领袖便开始就引入人事规划、退休年龄、官员轮岗制，重要职位任期长度和干部工龄长度的事宜展开讨论[4]。

在改革进程之初，越共把一些原来属于省、市委书记的权力下放到县级党部[5]。越共也计划把中央机关的职能下放到部级机关、加强社级党组织在经济规划、市场管理和公共安全方面的职能，以及尝试改善中央检查委员会及其下级机关的工作表现[6]。越共领袖试图借着这些措施去提高官僚体系的效能[6]。

在第五届八中全会闭幕后颁布的改革措施在当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之后仍继续实行[6]，但是由于这些改革措施引致当年（1985年）越南通货膨胀的情况加剧，且不受控制，中央领导不得不再次引入定量补给制[6]；部长会议也因此而在当年3月将手工业和小型工业个体户（规模较小的私人企业有限公司）合法化[6]。越共试图把市场法则引入到越南的计划经济体系当中，他们在同时也强调调控市场的需要[7]。这时改革措施刚颁布不久，越共党内已就国内经济体制需要多少的规划，需要国家机关多少控制而展开讨论[7]。越共第五届政治局复于当年4月8日颁布〈关于保障基本经济单位自主权的决议草案〉，标志着第五届八中全会中通过的改革计划正式实施[8]。这份决议案意图借着提升官僚体系的效率去解决问题[8]。但是，越共一方面支持国营企业变得更为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却仍然希望取缔私人商业活动[8]。当时，越南当局无意改变中央政府和党组织的权责[9]。

准备工作

越共第五届十中全会在1986年5月19日开幕，为时19天。这次会议的举行也标志着越共六大筹备工作的展开[9]。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在第五届十中全会的开幕辞中重申党中央领袖进行改革的承诺[9]。会中一致通过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草案[9]。越共六大筹备工作的第一个环节是基层党组织和省级党部的大会[9]，六大的代表也在同时选出[9]。

越共六大的筹备工作进展缓慢[10]。根据中组部一次会议的记录，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有的基层党组织（数量不明）还没选出代表当地党员的六大代表，越共的高层干部未能使基层干部、党员得知六大的筹备状况[10]。第五届中央书记处于是在3月11日就大会的准备工作向各层党组织展开了一次（自我）批评运动[10]，旨在在地方党部大会整治各级党委的纪律；评估越共自五大以来的管治表现，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表现；为未来党组织的重组和人手调配立功；务求大会决议的起草工作准时完成；以及根据实行改革的需求，任命新任地方常务委员[11]。第五届中央书记处也在1986年3月中旬发布了一份文件，胪列一些可能参加地方常务委员选举的候选人要做到的要求，如下[12]：

  • 一、候选人理解第五届八中全会提出的经济、管理技能的能力[12]；
  • 二、党组织内对年轻成员的需要：任命40—49岁的官员为省党部执行委员是当中的重点，而任命30—39岁的官员为县级、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委员则是另一项要求[12]；
  • 三、人事调动方面，要务求人员的地域流动容易，相关安排要易于调整[12]。

县级、省级党部大会

六大召开之前举行的地方党部大会远比五大召开之前举行的同类会议更有规划[13]。和之前的党代会不同的是，党中央领袖为党政干部发出指示、施行训练计划，以指导他们组织党部大会、会议的方法[13]。一些党政干部负责就党中央的政治报告草稿指导直属于他/她的执委会[13]。地方执委会在8月初开始召开会议，研究政治报告的草稿[13]。这些会议是村级、直辖市级、社级党委和企业党委大会（在8月中举行）的先导会议[13]。及至当年8月初，一些基层党组织已经开始遴选六大代表[13]。至9月，至少有5个省份的基层党组织大会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其中4个省份的基层党组大会在9月尾闭幕[13]。

一些省份的县级党部大会在8月下旬召开，其他省份的县级党部也在9月下旬开始召开大会[14]。据越南传媒报导，县级党部大会大都同意政治报告草稿的基本经济目标和几个建议的修正案[14]。据报，平治天省党部中，250名干部提出了3000项建议，“包括政治报告草稿的修正案和修订案”，也包括干部们对报告中显著提到的实质政策的修订建议[14]。胡志明市市委常委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市委常委会当中的领导干部一致通过一份行事计划，以及对政治报告草稿的修改建议[14]。芽庄市党部举行了一场讨论政治报告草稿的会议，为时一整天，反应却很冷淡[14]。其他党组会议中，有的批评政治报告草稿，有的则对此反应热烈，有的一致支持这份草稿[14]。由于国会未能发表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草稿，县级党部大会未能得到国家经济数据，因此要被迫讨论本土的经济目标[14]。

九龙省党部大会在10月6日至10日举行，是第一场举行的省级党部大会[14]。及至10月22日，已举行省级党部大会的省份已有21个[14]。党中央领袖在省级党组会议上听到的批评，有的矛头直指政治报告草稿和社会经济政策，但是这种批评的数量已经比县级党组会议少[14]。省级党组会议少批评中央的政策，在关键问题上更是借词逃避[15]。然而，省级党组会议并不是全然噤若寒蝉，还是能得到一些小胜利，比如降低加入地方党部执委会的平均年龄要求；他们也采纳了更易调整、更有绩效的计划、组织方式[16]。在县级党部大会中，有几场会议引人注意；安江省党委批评过往的经济功绩，河山平省党部大会则批评省经济事务不合理的管理[16]。这些党委或是批评过往的政策，或是批评广为人知的政策短处，但是没有一个党委批评党中央领袖的政策[16]。

黎笋在当年7月10日病故，继任的长征总书记[17]对胡志明市党部成员致辞时承认越共中央领袖在领导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留下“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也就越南当时的情况批评上层建筑的强行架构[16]。长征认可第五届八中全会的计划和“新经济概念”，但是他也向与会者说，第五届政治局已经为一些经济政策进行有系统的评估，这些政策包括混合经济的耐力、在可预见的将来对资产私有制的接受、废除官僚集权制的需要，以及在制定经济政策这一方面分权的需要[18]。越共第五届政治局委员、第五届书记处书记阮文灵在胡志明市党部第四次大会中致辞时对第五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和八中全会的纲领表示拥护，并对从第五届十中全会中得出的结论表示支持[19]。他同时又强调政治局几个指示[19]。内务部长范雄则在九龙省党部大会中表示，重新引入市场经济和承认私有产权的存在不会对越南的社会主义改造程序构成损害；然而，为了保全越南的社会主义招牌，国家机关会成为保护越南的中流砥柱，以免使其经济体系受到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所侵蚀[19]。

全国党代会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86年12月15日开幕，并于同月18日闭幕[20]。大会重申它就第五届八中全会的改革计划作出的承诺，并提出下列五项重点[20]：

  • “齐心协力提高食品、消费品和出口货物的产量”[20]；
  • “继续努力控制小商人、资本家，并在同时承认支配混合经济体系的现实”[20]；
  • “改造经济计划的官僚体系，并把中央机关的权力分散、让决策程序更为独立，以提高经济管理体系的效率”[20]；
  • “厘清部长会议的职权、权限，并重组国家管理机关，提高其效能”[20]；
  • “改善党的组织能力、领导和干部培训程序。”[20]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部长会议应为上述错误（经济危机、官僚机构职能重复）和党的领导工作的缺点负上最大的责任。要强调的是，正确推动的核心权力机关交接程序迟迟未能进行，是近年来党的领导层未能迎合新形势需求的直接成因。中央委员会希望能够为其缺点切实地向大会作出自我批评。”
——节录自长征在越共六大中宣读的政治报告[21]

长征在12月15日宣读政治报告的时候表示，越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部长会议须为自身的不足和越南经济的崩溃负责[20]。政治报告对党中央的领导作出严厉的自我批评[22]。大会上众多发表演说的人也再一次重申领袖的错误，阮文灵是其中一人，他在演说的时候提到“生产活动萧条、流通体制混乱，当局容忍社会经济困境持续下去、人民信心动摇”的问题[22]。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阮升平复述之前在大会筹备时提出的意见，且提到分散中央权力、发展家庭经济和引入独立市场的需要[22]。胡志明市市委常委武尘志则对大会进行改革，从而增强生产力和当局管理表现的承诺予以肯定[22]。

长征虽然支持改革，可是他在政治报告中却提到控驭越南经济的越共组织原则具有它的有效性[22]。越南的民主集中制不会有所改变，而部分行业的集中化管理制度也将会维持下去[22]。在12月18日的一次闭门会议中，六大主席团承认私人工商业的持续改造，以及生产单位、业务单位之间经济契约的有效性是重要的。长征同意国家要充当国营企业产品供应者，并支持当局实施已久的劳动力分配政策[22]。主席团承认这些政策的重要性，即是肯定在越共四大和五大[22]确立的经济政策。越共领袖在政治报告中设下的短期目标是：重组生产系统、调整体制内的投资支出、继续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以正确的方式发展经济，并使之发挥效用、革新经济管理模式、着重科学、科技在经济体系中的功能，以及扩展越南对外经济关系，提高其有效性[21]。

越共六大的政治报告和演讲并未显示越南外交政策的改变[23]。大会重申越南和苏联的紧密关系，以及越南和老挝、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特殊关系”[24]。然而，大会强调越南有需要巩固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经济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关系[24]。六大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叶戈尔·利加乔夫宣布将向越南提供总值达800-900万卢布（约等于1100万至1300万美元，按当年物价计算）的经济援助，按此越南每人平均能接收到的援助和1975年之前越南共和国每人平均能接收到的美国援助数量上大致相同，使越南人和外国观察家都感到意外[24]。政治报告里面提到越南和印度之间关系，以及该国持续参与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性[24]。大会也表明越南愿意与资本主义阵营改善关系（报告中提及到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瑞典、法国、澳洲和日本）[25]。

长征

部长会议其中一位副主席武文杰向六大与会代表宣读经济报告[21]。政治报告和经济报告都强调越南当局要实行革新开放政策；而越南专家卡莱尔·泰勒（Carlyle Thayer）则认为武文杰可能是提倡革新开放概念的先驱[21]。武文杰在大会的演说中提到：“在经济方面，（当局）将进行经济政策和（经济体系）管理系统的改革。”[26]武文杰表示，第四个五年计划最重视的环节将是农业和非重工业的发展[26]。武文杰又说，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重工业的主要定位是适量地补助农业和轻工业[26]。武文杰强调粮食、消费品的生产和货物的出口在振兴越南经济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26]。第四个五年计划重视粮食生产：按照当局的目标，到了1990年，“稻田亩产量达220万至300万公吨”[26]。当局计划以数种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当中物质鼓励和成品合约会有卓著的作用[26]。

根据越共六大的经济报告，粮食产量增加，消费品产量亦会随之增加[26]。经济报告说明这些政策“旨在保证人民的日常需要可得以满足，劳动力可得以改造，并吸引数以万计的劳工，为人民解决就业问题，从而在这基础上创造资本积聚之源和出口业的重要人力来源”[26]。根据该经济报告，第四个五年计划实行期间，“出口量必须比上一个五年时期提升约70%”[26]。经济报告中着重的是（加工）农产品、轻工业成品、小型工业成品、手工艺品和水产品的出口[26]。经济报告指出，要实现这些目标，则需要推行经济改革，以提高（经济体系的）效率；并提到引入外商投资和可能有所得益的旅游业具有重要性[26]。

越共六大选出该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27]。在越南共产党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当中，约有45%的越共中央委员能够留任，18%的成员是从越共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的人，另外有37%的成员是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或候补委员[27]。在六大中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共有124位正式委员、49位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再次增加[23]。大部分新加入中央委员会的官员都是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期间因反抗法国殖民统治而闻名的越南革命家的子女[23]。六大改变了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方式：在越共中央委员当中，经济专家、技术官僚和省委书记所占的比例显著上升，但是军事人物所占的比例却下降了[23]。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中，只有8%的成员来自越南人民军[23]。中央官员占越共中央全体委员的比例也下降了：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有74%的委员是中央官员，但是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中，只有46%的成员来自政权的中央机构[23]。这些变化反映越共对官僚体系基本问题的优先考虑[23]。

第六届一中全会

大会在12月18日闭幕，六大代表在当天投票决定越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22]，选出中央委员173人，中央候补委员13人。人数方面，中央委员名额比上届增加了5人，中央候补委员名额多于上届[22]。会议闭幕后，越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随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第六届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其他中央机构的组成人员[22]。

越共第六届一中全会标志着1976年越共四大以来，老一代领导层迟迟不肯让新人接班的局面正式结束[27]。越共三位高层长征、黎德寿和时任越南部长会议主席范文同在会议第三天（12月17日）宣布他们不会在担任六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28]，但是他们都获委任为中央委员会顾问。此前也有过类似的安排——在五大中，也有6位资深政治局成员卸任。越南国防部长文进勇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留任中央委员。当外国记者问及“这样的安排会不会继续下去”时，越共一位发言人回答说越共六大将继续实施有关安排[27]。阮文灵在越共第六届一中全会中接替长征，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23]。

注脚

  1. ↑ Báo điện tử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2. ↑ Stern 1987，第345页.
  3. ↑ Stern 1987，第345–346页.
  4. ↑ 4.0 4.1 4.2 4.3 4.4 4.5 4.6 Stern 1987，第346页.
  5. ↑ Stern 1987，第346–347页.
  6. ↑ 6.0 6.1 6.2 6.3 6.4 Stern 1987，第347页.
  7. ↑ 7.0 7.1 Stern 1987，第348页.
  8. ↑ 8.0 8.1 8.2 Stern 1987，第349页.
  9. ↑ 9.0 9.1 9.2 9.3 9.4 9.5 Stern 1987，第350页.
  10. ↑ 10.0 10.1 10.2 Stern 1987，第353页.
  11. ↑ Stern 1987，第353–354页.
  12. ↑ 12.0 12.1 12.2 12.3 Stern 1987，第354页.
  13. ↑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Stern 1987，第355页.
  14. ↑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Stern 1987，第356页.
  15. ↑ Stern 1987，第356–357页.
  16. ↑ 16.0 16.1 16.2 16.3 Stern 1987，第357页.
  17. ↑ Corfield 2008，第111–112页.
  18. ↑ Stern 1987，第357–358页.
  19. ↑ 19.0 19.1 19.2 Stern 1987，第358页.
  20.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Stern 1987，第359页.
  21. ↑ 21.0 21.1 21.2 21.3 Thayer 1987，第14页.
  22. ↑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Stern 1987，第360页.
  23. ↑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Thayer 1987，第17页.
  24. ↑ 24.0 24.1 24.2 24.3 Thayer 1987，第18页.
  25. ↑ Thayer 1987，第19页.
  26. ↑ 26.00 26.01 26.02 26.03 26.04 26.05 26.06 26.07 26.08 26.09 26.10 Thayer 1987，第15页.
  27. ↑ 27.0 27.1 27.2 27.3 Thayer 1987，第16页.
  28. ↑ Thayer 1987，第13页.

参考文献

越南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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